至于刘连泰教授提出的对合宪性审查进行概括性合宪性审查权与具体性合宪性审查权区分的观点，窃以为，概括性审查权的提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需要对政治行为和法律行为做出合理区分。

比例原则涉及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此处的目标是指立法者自己设定的目标而非宪法要求立法者设定的目标。再如，同样是面对校园欺凌行为，不同的未成年人采取回避和自救措施的可能性和程度往往不尽相同。

[16]关于宪法基本权利能否以及如何在私法领域发挥效力的讨论，可参见王锴：《宪法与民法的关系论纲》，《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42页以下。1977年，时任德国工业协会主席施莱耶被恐怖分子绑架，他们要求德国政府释放在监狱中服刑的十余名恐怖分子，以此作为交换人质的条件，否则将杀害人质。[27]目标正当性原则要求立法者的（部分）不作为追求的目标具有正当性。一旦适用了内涵更为宽泛的新原则，立法者除了需要考量立法保护方案的效果，还需要对立法手段与立法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考量，审查是否过度限制了本不属于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行为。判断期待可能性应综合考量多项因素，并在现代科学和技术认知的基础上，以当前社会个体的通常接受度和容忍度为标准。

既然第三人的自由在此不受任何一项基本权利的保护，立法者根本无需顾及对这一自由的限制强度，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也不必要求立法者从相同限制强度的保护手段中进行选择，除了财政成本等因素，立法者此时仅需要考量保护强度。在个案中适用期待可能性，需要考量个人在物质、家庭、信仰等方面的情况。妇女、儿童、老人等主体，因为生理、年纪、健康等原因，丧失或者不完全具备独立生活和自理能力等，他们作为社会成员，同样有权利要求维护有尊严的生活。

这些新的家庭形态及其内部关系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形成具体制度予以形塑和规范。婚姻不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项特权。对这一规定应该将其置于社会国家的理念中来理解。未成年人接受教育从历史上一种习惯性的做法转换成了现代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19.朱强：《家庭社会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106页。又比如另一个典型事例，一位老妇有3个儿子，本应不愁养老问题，但这3个儿子都不管不顾，最终导致这位老妇悬梁自尽，酿成令世人难以接受的悲剧。

（一）男女平等 宪法第48条第1款规定了妇女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社会生活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并且专门强调了在家庭环境中也要实现男女平等。正是因为孝的封建色彩，它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也被推崇西方个人主义的知识精英猛烈批判。18.金眉：《我国亲属法律概念的变迁探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151页。魏玛宪法明确规定了基本义务清单的内容，包括兵役、纳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义务、受教育义务等。

这是从人既是物质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角度来观察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在这些情况中，所生育的孩子与产妇未必具有血缘关系，传统对于父母的定义也需要结合新情况重新思考。21.潘允康：《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家庭社会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第一，婚姻依然是形成家庭的主要途径。

四、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我国宪法上婚姻家庭条款的规范内涵包括了各自独立、但又具有内在联系的多个面向。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民众价值观念的变迁，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的家庭生活事实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14.顾立雄、姜世明、吴煜宗、戴瑀茹、官晓薇：《多元成家法制相关议题座谈会会议综述》，《月旦法学杂志》2014年第5期，第273页。有关制度性保障部分的论述，都可以转化成为基本权利具有的客观法功能之一。

由此，生产行为代替了基因成为确定母亲身份的因素，即使产妇与所生育之人没有血缘、基因上的关系，也无碍其母亲身份的认定。每一个人的人生观形成来自其原生家庭的影响，其幸福感来自于其他家庭成员的体验及其在相互交流中的感受。借助我国宪法对于物质帮助权的界定，弱势群体可以理解为在遭受失业、疾病、残疾、衰老或者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的人员，或者因为遭到主流社会排挤而处于系统性和结构性不利状况之中的主体，需要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经济支持和物质帮助。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在彼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作为关系到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战略措施，被确立和固定下来，进而由宪法总纲确认为基本国策，其内含的公共利益价值也为限制夫妻生育权提供了目的正当性，所受限制的具体内容和程度则取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形塑。我国婚姻自由的确立具有特殊的社会背景，主要是针对我国历史上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强制或非法干涉公民结婚自主自愿性的现象。家庭的形成方式和家庭形态则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日益多样化，这是社会发展变迁带来的客观结果。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人口政策的变动，核心家庭，即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形式成为主流。制度性保障的内涵和理论定位已发生变化。

针对这些情况，宪法修改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致认为宪法必须对家庭关系加以规范，明确家庭成员之间对于彼此最起码的义务，因而有了第49条第3款和第4款后半句的内容。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生育率的不断下滑，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限制生育的政策方向已经开始改变。

这些非婚生活方式，以个体的自主性和生活的独立性为基础，拓展了新的社会生活空间。计划生育原本的独生子女内涵已逐步得到调适、淡化进而被消解。

对宪法上家庭的理解应该适当扩大其内涵，承认家庭形态的多样性，以尊重和保护人们对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31.许崇德：《中国宪法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页。因此，这种有关义务内容的规定只具有道德效力或者教化功能。计划生育政策写入宪法之初，其目的无疑在于控制人口数量的盲目和过度增长，进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婚姻自由具有客观价值秩序的功能，是对于整体婚姻相关法领域具有拘束力的价值决定，要求一切公权力机关受此约束，运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促进和实现宪法对于公民婚姻自由的保障。注释: 1.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第114页。

6.刘练军：《民法典应承载宪法对于家庭之制度性保障》，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2期，第37页。各家庭成员虽然各自组成核心家庭，但是这些家庭彼此之间并没有切断联系。

从权利保障的实效性来看，应该将这一款中对于母亲、妇女、儿童、老人的保护场域予以扩大，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家庭之中，这样有利于对此类群体提供最大范围的保护，使其人格尊严受到尊重，生活更有保障。宪法对于未成年子女强调权利，对成年子女更强调义务，体现了每一个个体于人生不同阶段中在权利义务上的转换，共同构成了父母——子女这一主要家庭成员关系的循环往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回报父母养育之恩和尊老爱老的价值观体现。

婚姻寄托着个体之间的情感，以及双方作为整体对下一代（如果有下一代）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情感。也就是说，因婚姻的缔结而形成了家庭，但二者并非直接等同，家庭关系的延伸范围远超出婚姻关系可以连接的规模。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结构即延续了以婚姻作为主线和核心的体例传统。婚姻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其保护范围贯穿婚姻关系存续的全过程，包括结婚自由、婚姻关系的存续和维持、双方个体权利的保护、离婚自由。

就家庭的形成而言，婚姻是现代家庭的主要形成途径，而非唯一途径。三、宪法中家庭关系的多重面向 结合宪法文本的规定，笔者认为以下四个方面构成了宪法中家庭内部关系的主要内容。

因为天然血缘的联络，父母是抚养儿童的最佳人选，他们把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是最早接触新生命的人。一个社会人将无可避免会透过这些亲密的情感关系完善其自我认知，然后参与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

55.李忠夏：《弱势群体的宪法保护》，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3页。33.张庆福、皮纯协：《新时期的根本大法——新宪法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